《志林》

《江表传》曰：「旧京空虚，数百里中无烟火。坚前入城，惆怅流涕。」《吴书》曰：「坚入洛，扫除汉宗庙，祠以太牢。坚军城南甄官井上，旦有五色气，举军惊怪，莫有敢汲。坚令人入井，探得汉传国玺，文曰『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』，方圜四寸，上纽交五龙，上一角缺。初，黄门张让等作乱，劫天子出奔，左右分散，掌玺者以投井中。」《山阳公载记》曰：「袁术将僭号，闻坚得传国玺，乃拘坚夫人而夺之。」《江表传》曰：「案《汉献帝起居》注云『天子从河上还，得六玺于阁上』，又太康之初孙皓送金玺六枚，无有玉，明其伪也。」虞喜《志林》曰：「天子六玺者，文曰『皇帝之玺』、『皇帝行玺』、『皇帝信玺』、『天子之玺』、『天子行玺」、『天子信玺』。此六玺所封事异，故文字不同。《献帝起注》云『从河上还，得六玉玺于阁上』，此之谓也。传国玺者，乃汉高祖所佩秦皇帝玺，世世传受，号曰传国玺。案传国玺不在六玺之数，安得总其说乎？应氏《汉官》、皇甫《世纪》，其论六玺，文义皆符。汉宫传国玺，文曰『受命于天，既寿且康』。『且康』『永昌』，二字为错，未知两家何者为得。金玉之精，率有光气，加以神器秘宝，辉耀益彰，盖一代之奇观，将来之异闻，而以不解之故，强谓之伪，不亦诬乎！陈寿为破虏传亦除此说，俱惑《起居注》，不知六玺殊名，与传国为七者也。呉时无能刻玉，故天子以金为玺。玺虽以金，于文不异。呉降而送玺者送天子六玺，曩所得玉玺，乃古人遗印，不可施用。天子之玺，今以无有为难，不通其义者耳。」臣松之以为孙坚于兴义之中最有忠烈之称，若得汉神器而潜匿不言，此为阴怀异志，岂所谓忠臣者乎？呉史欲以为国华，而不知损坚之令德。如其果然，以传子孙，纵非六玺之数，要非常人所畜，孙皓之降，亦不得但送六玺，而宝藏传国也。受命于天，奚取于归命之堂，若如喜言，则此玺今尙在孙门。匹夫怀璧，犹曰有罪，而况斯物哉！

《呉录》曰：「尊坚庙曰始祖，墓曰高陵。」《志林》曰：「坚有五子：策、权、翊、匡，呉氏所生；少子朗，庶生也，一名仁。」

《呉录》曰：「时有高岱者，隐于余姚，策命出，使会稽丞陆昭逆之，策虚己候焉。闻其善《左传》，乃自玩读，欲与论讲。或谓之曰：『高岱以将军但英武而已，无文学之才，若与论传而或云不知者，则某言符矣。』又谓岱曰：『孙将军为人，恶胜己者，若每问，当言不知，乃合意耳。如皆辨义，此必危殆。』岱以为然，及与论传，或答不知。策果怒，以为轻己，乃囚之。知交及时人皆露坐为请。策登楼，望见数里中塡满。策恶其收众心，遂杀之。岱字孔文，呉郡人也。受性聪达，轻财贵义。其友士拔奇，取于未显，所友八人，皆世之英伟也。太守盛宪以为上计，举孝廉。许贡来领郡，岱将宪避难于许昭家，求救于陶谦。谦未即救，岱憔悴泣血，水浆不入口。谦感其忠壮，有申包胥之义，许为出军，以书与贡。岱得谦书以还，而贡已囚其母。呉人大小皆为危竦，以贡宿忿，往必见害。岱言在君则为君，且母在牢狱，期于当往，若得入见，事自当解。遂通书自白，贡即与相见。才辞敏捷，好自陈谢，贡登时出其母。岱将见贡，语友人张允、沈䁕令豫具船，以贡必悔，当追逐之。出便将母乘船易道而逃。贡须臾遣人追之，令追者若及于船，江上便杀之，已过则止。使与岱错道，遂免。被诛时，年三十余。」《《江表传》》曰：「时有道士琅邪于吉，先寓居东方，往来呉会，立精舍，烧香读道书，制作符水以治病，呉会人多事之。策尝于郡城门楼上，集会诸将宾客，吉乃盛服杖小函，漆画之，名为仙人铧，趋度门下。诸将宾客三分之二下楼迎拜之，掌宾者禁呵不能止。策即令收之。诸事之者，悉使妇女入见策母，请救之。母谓策曰：『于先生亦助军作福，医护将士，不可杀之。』策曰：『此子妖妄，能幻惑众心，远使诸将不复相顾君臣之礼，尽委策下楼拜之，不可不除也。』诸将复连名通白事陈乞之，策曰：『昔南阳张津为交州刺史，舍前圣典训，废汉家法律，尝著绛帕头，鼓琴烧香，读邪俗道书，云以助化，卒为南夷所杀。此甚无益，诸君但未悟耳。今此子已在鬼箓，勿复费纸笔也。』即催斩之，县首于巿。诸事之者，尙不谓其死而云尸解焉，复祭祀求福。」《志林》曰：『初顺帝时，琅邪宫崇诣阙上师于吉所得神书于曲阳泉水上，白素朱界，号太平靑领道，凡百余卷。顺帝至建安中，五六十歳，于吉是时近已百年，年在耄悼，礼不加刑。又天子巡狩，问百年者，就而见之，敬齿以亲爱，圣王之至教也。吉罪不及死，而暴加酷刑，是乃谬诛，非所以为美也。喜推考桓王之薨，建安五年四月四日。是时曹袁相攻，未有胜负。案夏侯元让与石威则书，袁绍破后也。书云：「授孙贲以长沙，业张津以零桂。」此为桓王于前亡，张津于后死，不得相让，譬言津之死意矣。』臣松之案：「太康八年，广州大中正王范上《交广二州春秋》。建安六年，张津犹为交州牧。《江表传》之虚如《志林》所云。《搜神记》曰：『』策欲渡江袭许，与吉俱行。时大旱，所在熇厉。策催诸将士使速引船，或身自早出督切，见将吏多在吉许，策因此激怒，言：「我为不如于吉邪，而先趋务之？」便使收吉。至，呵问之曰：「天旱不雨，道涂艰涩，不时得过，故自早出，而卿不同忧戚，安坐船中作鬼物态，败吾部伍，今当相除。」令人缚置地上暴之，使请雨，若能感天日中雨者，当原赦，不尔行诛。俄而云气上蒸，肤寸而合，比至日中，大雨总至，溪涧盈溢。将士喜悦，以为吉必见原，并往庆慰。策遂杀之。将士哀惜，共藏其尸。天夜，忽更兴云覆之；明旦往视，不知所在。案《江表传》、《搜神记》于吉事不同，未详孰是。」

《志林》曰：按会稽贡举簿，建安十二年到十三年阙，无举者，云府君遭忧，此则吴后以十二年薨也。八年九年皆有贡举，斯甚分明。

《江表传》曰：曹休出洞口，吕范率军御之。时匡为定武中郎将，（遣）范令放火，烧损茅芒，以乏军用，范即启送匡还吴。权别其族为丁氏，禁固终身。臣松之案本传曰：“匡未试用卒，时年二十余。”而《江表传》云吕范在洞口，匡为定武中郎将。既为定武，非为未试用。且孙坚以初平二年卒，洞口之役在黄初三年，坚卒至此合三十一年，匡时若尚在，本传不得云卒时年二十余也。此盖权别生弟朗，《江表传》误以为匡也。朗之名位见《三朝录》及虞喜《志林》也。

《搜神记》曰：恪入，已被杀，其妻在室，语使婢曰：「汝何故血臭？」婢曰：「不也。」有顷愈剧，又问婢曰：「汝眼目视瞻，何以不常？」婢蹶然起跃，头至于栋，攘臂切齿而言曰：「诸葛公乃为孙峻所杀！」于是大小知恪死矣，而吏兵寻至。《志林》曰：初权病笃，召恪辅政。临去，大司马吕岱戒之曰：「世方多难，子每事必十思。」恪答曰：「昔季文子三思而后行，夫子曰『再思可矣』，今君令恪十思，明恪之劣也。」岱无以答，当时咸谓之失言。虞喜曰：夫托以天下至重也，以人臣行主威至难也，兼二至而管万机，能胜之者鲜矣。自非采纳群谋，询于刍荛，虚己受人，恒若不足，则功名不成，勋绩莫著。况吕侯国之先耆，智度经远，而甫以十思戒之，而便以示劣见拒，此元逊之疏，乃机神不俱者也。若因十思之义，广咨当世之务，闻善速于雷动，从谏急于风移，岂得陨首殿堂，死凶竖之刃？世人奇其英辩，造次可观，而哂吕侯无对为陋，不思安危终始之虑，是乐春藻之繁华，而忘秋实之甘口也。昔魏人伐蜀，蜀人御之，精严垂发，六军云扰，士马擐甲，羽檄交驰，费祎时为元帅，荷国任重，而与来敏围棋，意无厌倦。敏临别谓祎：「君必能办贼者也。」言其明略内定，貌无忧色，况长宁以为君子临事而惧，好谋而成者。且蜀为蕞尔之国，而方向大敌，所规所图，唯守与战，何可矜己有余，晏然无戚？斯乃性之宽简，不防细微，卒为降人郭修所害，岂非兆见于彼而祸成于此哉？往闻长宁之甄文伟，今睹元逊之逆吕侯，二事体同，故并而载之，可以镜诫于后，永为世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