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书》

袁宏曰：夫民心乐全而不能常全，盖利用之物悬于外，而嗜欲之情动于内也。于是有进取贪竞之行，希求放肆之事。进取不已，不能充其嗜欲，则苟且儌幸之所生也；希求无餍，无以惬其欲，则奸伪忿怒之所兴也。先王知其如此，而欲救其弊，或先德化以陶其心；其心不化，然后加以刑辟。《书》曰：「百姓不亲，五品不逊。汝作司徒而敬敷五教。蛮夷猾夏，寇贼奸宄。汝作士，五刑有服。」然则德、刑之设，参而用之者也。三代相因，其义详焉。《周礼》：「使墨者守门，劓者守关，宫者守内，刖者守囿。」此肉刑之制可得而论者也。荀卿亦云，杀人者死，伤人者刑，百王之所同，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。夫杀人者死，而相杀者不已，是大辟可以惩未杀，不能使天下无杀也。伤人者刑，而害物者不息，是黥、劓可以惧未刑，不能使天下无刑也。故将欲止之，莫若先以德化。夫罪过彰著，然后入于刑辟，是将杀人者不必死，欲伤人者不必刑。纵而弗化，则陷于刑辟。故刑之所制，在于不可移之地。礼教则不然，明其善恶，所以潜劝其情，消之于未杀也；示之耻辱，所以内愧其心，治之于未伤也。故过微而不至于著，罪薄而不及于刑。终入罪辟者，非教化之所得也，故虽残一物之生，刑一人之体，是除天下之害，夫何伤哉！率斯道也，风化可以渐淳，刑罚可以渐少，其理然也。苟不能化其心，而专任刑罚，民失义方，动罹刑网，求世休和，焉可得哉？周之成、康，岂按三千之文而致刑错之美乎？盖德化渐渍，致斯有由也。汉初惩酷刑之弊，务宽厚之论，公卿大夫，相与耻言人过。文帝登朝，加以玄默。张武受赂，赐金以愧其心；吴王不朝，崇礼以训其失。是以吏民乐业，风流笃厚，断狱四百，几致刑错，岂非德刑兼用已然之効哉？世之欲言刑罚之用，不先德教之益，失之远矣。今大辟之罪，与古同制。免死已下，不过五岁，既释钳锁，复得齿于人伦。是以民无耻恶，数为奸盗，故刑徒多而乱不治也。苟教之所去，罚当其罪，一离刀锯，没身不齿，邻里且犹耻之，而况于乡党乎？而况朝廷乎？如此，则夙沙、赵高之俦，无施其恶矣。古者察其言，观其行，而善恶彰焉。然则君子之去刑辟，固已远矣。过误不幸，则八议之所宥也。若夫卞和、史迁之冤，淫刑之所及也。苟失其道，或不免于大辟，而况肉刑哉！《汉书》：「斩右趾及杀人先自言告，吏坐受赇，守官物而即盗之，皆弃巿。」此班固所谓当生而令死者也。今不忍刻截之惨，而安勦绝之悲，此最治体之所先，有国所宜改者也。

谢承《后汉书》曰：干字元才。才志弘邈，文武秀出。父躬，蜀郡太守。祖赐，司隷校尉。案《陈留耆旧传》及谢承《书》，干应为柔从父，非从兄也。未知何者为误。

《江表传》曰：初，权谓蒙及蒋钦曰：「卿今并当涂掌事，宜学问以自开益。」蒙曰：「在军中常苦多务，恐不容复读书。」权曰：「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？但当令涉猎见往事耳。卿言多务孰若孤，孤少时历《诗》《书》《礼记》《左传》《国语》，惟不读《易》。至统事以来，省三史、诸家兵书，自以为大有所益。如卿二人，意性朗悟，学必得之，宁当不为乎？宜急读《孙子》《六韬》《左传》《国语》及三史。孔子言『终日不食，终夜不寝以思，无益，不如学也』。光武当兵马之务，手不释卷。孟德亦自谓老而好学。卿何独不自勉勗邪？」蒙始就学，笃志不倦，其所览见，旧儒不胜。后鲁肃上代周瑜，过蒙言议，常欲受屈。肃拊蒙背曰：「吾谓大弟但有武略耳，至于今者，学识英博，非复吴下阿蒙。」蒙曰：「士别三日，即更刮目相待。大兄今论，何一称穰侯乎。兄今代公瑾，既难为继，且与关羽为邻。斯人长而好学，读左传略皆上口，梗亮有雄气，然性颇自负，好陵人。今与为对，当有单复以卿待之。」。密为肃陈三策，肃敬受之，秘而不宣。权常叹曰：「人长而进益，如吕蒙、蒋钦，盖不可及也。富贵荣显，更能折节好学，耽悦书传，轻财尚义，所行可迹，并作国士，不亦休乎！」